中国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外国产品，同时国内的产品和服务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价格上涨。
因为从金融交易、安全、反洗钱等等一些角度来讲，实际上跟一般的货币相比较，电子支付手段，不管信用卡支付、第三方支付，还是现在二维码支付，用支付宝，或者其他的工具做支付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办法达到匿名的效果，整个交易支付轨迹全部都可以记录下来中国正开始向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努力，史上完成这项任务的国家不多。
超高的投资比重推动了经济增长。这种情况直到去年才稍稍有所逆转，此前投资所占比重一直快速上升，自本世纪初以来几乎一直保持这个势头。对此，政府不会同意，我也一样（当然我的意见无关紧要）。潜在增长率已下降至7%-8%，原因包括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一份宝贵的背景文件中，阐述了中国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里面强调了几个新形势。
对水泥业来说同样如此。对于多数局外人来说，政府公告的语言令人头脑发木。看起来，为领导家族企业，他们已受过良好培训。
当被问到继承公司的理由时，80%的富二代表示是因为父母健康状况不佳，缺乏精力。他们把职业经理人比作小红帽故事里披着外婆衣服的"大恶狼"。 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财富可与西方"旧贵"(old money)匹敌。台塑集团(Formosa Group)已故的传奇创始人王永庆曾经告诫说，一位成功企业家最失败的做法，就是让拿了美国MBA的儿子来接管自己的企业。
他们的成功还在中国催生出了一个新现象："富二代"(2Rich)，即富家第二代。" 从上述访问来看，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相当堪忧，家族企业在近期不大可能实现职业化。
他们是会把亲手打造的王国交给家族以外的职业经理人呢，还是交给自己的子女？富二代愿意接班吗？他们做好了接班的准备吗？ 我们在2013年启动了一个计划历时数年完成的研究课题，现已完成了一组与中国富二代面对面的访谈，旨在深入剖析这个重要话题。当成熟经济体还在继续着几代人之间缓慢的财富转移时，在中国这样飞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第一代企业家富豪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不过是一个新形成的群体。" 好了，从这些答案里，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呢？ 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许多第一代企业家退休，然后新任掌门人接管家族企业。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富二代有意愿接管家族企业吗？如果有，那么他们做好接替父母的准备了吗？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调查了他们的教育背景、态度以及经历。
最后，再来谈谈一个密切相关的心得体会：商学院教育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无力塑造成功的企业家。这些现年五、六十岁左右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考虑有关退休和家族企业管理权由谁继承的问题。那么，拥有如此高水平现代商科教育背景的富二代们，能在父母创建的公司胜任CEO一职吗？我们的调查虽无法给出直接答案，但不乏一些能说明问题的发现，可以指导我们思考。以下是目前我们所获得的几个重要发现： 首先，接班人肯定在家族内部产生，这是主流趋势。
相当一部分富二代（至少五分之一）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且大多进入了与父母不同的领域，以此来"证明自己"。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富二代都没有兄弟姐妹，这一现实可能造成家族内部接班人选有限
就此而言，应当搞好风险评估，不要一厢情愿地去花钱。刘尚希：这个是猜测，什么是灰色收入，也是个说不清的问题。
现在应当改一改了，除了不能装进个人口袋，还要符合规矩。精兵简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顶层设计，在研究的基础上厘清政府及其各部门单位应有的职责。还应当考虑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这是税收收入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完整落实税收法定的要求，即覆盖从立法到执法、司法的全过程。再比如，像公共设施，今天安上一个路灯，明天就被打破了，那这个管理成本就会很高。房产税几度成为社会热议的问题，现在已经很明确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出来，实际上就已经确定，就是要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涉及到全国统一市场公平的问题，比如税收优惠的问题，如果各个地方都搞税收优惠，都搞税收洼地，这不乱套了吗？这类的事要全国统一，这种权力不能放给地方。
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应当法定，多高、怎么涨、地区差多大、部门及地方的权限边界，等等，都应当有法可依。按照立法精神，房产税试点不会再行扩大。
这种观念对不少政府部门来说，还是新的，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培养。这当然与政府不透明现状有关联。
这样各个税种的各种改革调整，新税的出台或者旧税的退出都有一个基本的依据，税收基本法提供的是基本原则。改革需要民主化，也要科学化，要讲质量，不能大而化之，要研究清楚，不能凭经验拍脑袋。
如果从人口流动、城镇化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要提高，有的统筹不到全国可以统筹到省，这就是要事权上移。在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所需要耗费的行政成本无疑会较高。有了前面这个基础以后，财政体制的改革就水到渠成了。以前没人说政府的行为只有授权才能许可，没有授权不能去做，这种意识都是针对老百姓的。
要让预算制度真正成为约束政府的工具，实现预算法定，必须要精细化，把预算编到具体项目上去，不能是先有了钱再去找项目。从未有政府可随意花钱，而成为法治政府的。
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以这里讲的事权上收，更多的是指事权履行责任的上收。
腐败的确有，但不能说每一个公务员都腐败，不能说把腐败清理干净后再考虑公务员的工资问题。大约到后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全面铺开。
回头看，当时有轰动性，但长期效果不明显，陷入了精简——膨胀的怪圈。一旦地方出现窟窿，中央还得拿钱去弥补。预算改革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又要人少，又要把活干得很细，很到位，那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有针对性，不能搞运动一刀切。
当前的任务是做好这方面的研究，搞好顶层设计和完善具体实施方案。二是提高政府花钱效果，也就是绩效，包括宏观绩效、微观绩效。
当前正在扎实准备，尽可能加快推进的进度，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全部覆盖，营业税彻底退出。财经：前两天李克强提到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财经：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关责任会不会有调整？ 刘尚希：社会保障的统筹责任无疑要上移，等到条件成熟，应当由中央来履行这项事权。 房产税试点不会再行扩大 财经：现在房产税的推进如何？有哪些难点？ 刘尚希：房产税首先要加快立法，三中全会的决定说的非常清楚。
